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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项事情,如果能够审慎地遵守,就能够使一位新君主宛如旧君主一样;并且立即使他在国家里比立国久远的君主更加安全、更加坚强。因为人们对于新君主的行动,比对世袭的君主更加密切注意;而且如果这些行动被认为是有能力的,它们比古老的家族更有力地赢得人们,更紧密地把人们维系在自己身边。因为当前的事物比过去的事物更加吸引人们;如果他们感觉现在好,他们就心满意足而更无它求;只要新君主在其他事情上没有什么缺陷,人们将会竭尽全力保卫他。这样,由于他创立了一个新的君主国,并且以好的法律、好的武器、好的盟友和好的榜样,使这个国家繁荣昌盛和强大起来,他就会获得加倍的光荣。反之,一个依世袭当君主的人,如果由于不审慎而丧失他的君主国,他就会遭受加倍的羞辱。可是假使在亚历山大教皇死时公爵身体康健,那么,一切事情都好办。在朱利奥二世当选教皇[16]的一天,公爵告诉我说,他事先已经预感到他的父亲死时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且事前已经找到了万全的对策,唯独从没有料想到他父亲死时他自己也会濒临死亡。因此,英明的君主总是谢绝使用这种军队,转而依靠自己的军队。他宁可依靠自己的军队打败,而不愿依靠他人的武力制胜,因为他并不认为用他人的军队赢得的胜利是真正的胜利。可以玩滚球的网站[2]此处“效力”原文为“virtù”,但是在这里的意义与马基雅维里著作中通常使用的“能力”的意义不同,而是具有中世纪使用的意义。

可以玩滚球的网站在这些重要的例证之外,我想增添一个较小的例证。它同它们有某些共通之处。而且我认为这个例证可以作为所有其他这样一类事例的代表,这就是锡拉库萨的耶罗内[7]。他从平民一跃而为锡拉库萨的君主;他除了抓着时机之外并没有依靠其他什么幸运。因为锡拉库萨人当时遭受压迫,于是选择他作为他们的军事首领,后来由于崇德报功便把他拥立为王。他甚至在身为平民的时候就有巨大的能力,以至一个论述他的人说道:“他做国王,除需要有领土之外,本身无所不备”[8]。他解散了旧的军队,组织新的军队,抛弃了旧的友谊,另缔新交。由于他有了自己的盟友和军队,他就能够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起任何一座大厦。因此,虽然他在取得王国的时候经受了许多艰难困苦,但是他在保持王国的时候,就很少困难了。因此,一位君主应当十分注意,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口中溜出一言半语不是洋溢着上述五种美德的说话,并且注意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义、讲究人道、虔敬信神的人。君主显得具有上述最后一种品质,尤其必要。人们进行判断,一般依靠眼睛更甚于依靠双手,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看到你,但是很少人能够接触你;每一个人都看到你的外表是怎样的,但很少人摸透你是怎样一个人,而且这些少数人是不敢反对多数人的意见的,因为后者受到国家最高权威的保护。对于不能够向法院提出控诉的一切人的行动,特别是君主的行动,人们就注意其结果。所以,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征服并且保持那个国家的话,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因为群氓总是被外表和事物的结果所吸引,而这个世界里尽是群氓。当多数人能够站得住脚的时候,少数人是没有活动的余地的。当代的某一位君主[6]——我现在不便点名,——除了和平与信义之外,从来不宣扬其他事情,但是他对这两者的任何一者都是极端仇视的。然而假使他曾经遵守其中任何一者,那么,他的名望或者他的权力就不免三番五次被人攫取了。除此之外,应当在每年适当的时日,使人民欢度节日和赛会。同时,由于每个城市都分为各种行会或者部族集团[7],因此君主必须重视这些社会集团,有时会见他们,自己做出谦虚有礼和宽厚博济的范例,但是总是保持着他的至尊地位的威严,因为这一点在任何事情上都是不允许削弱的。

这种市民的君主国从平民政制(ordinecivile)转向专制政治的时候,往往处于危险状态。因为这类君主不是由自己亲自指挥就是通过官吏进行指挥的。在后一种场合,君主的地位是更加软弱无力和更加危险的,因为他们完全依靠那些被任命当官的人们的意志;而后者,特别是在危难时期,不是采取行动反对君主就是拒不服从君主,这就很容易篡权夺位。君主在危难中已经来不及行使绝对的权力了,因为市民和属民已经接受官吏的命令惯了,在这种危急之秋不会服从君主的命令,而且在动荡不安之日,君主往往缺乏自己能够信赖的人。这种君主不能够以太平时期所看到的情况作为根据。因为在太平时期市民们对国家都有所需求,当时每一个人都为国家奔走,每个人都满口答应;而且当远离死亡之境的时候,他们全都准备为他而死;但是到了危难时期,当国家对市民有所需求的时候,能找到的人就寥寥无几了。而这种经历是极其危险的,它只能经历一遭就再没有机会了。因此,一个英明的君主应该考虑一个办法,使他的市民在无论哪一个时期对于国家和他个人都有所需求,他们就会永远对他效忠了。虽然在古代历史上,这样的实例比比皆是,但是我不想离开教皇朱利奥二世这个新近的例子,他那个决定是再糊涂不过的:他因为想占领费拉拉,于是把自己置于一个外国人的手里,只是由于他的好运发生了第三种情况,才使他没有吃到他这种轻率抉择的苦果。因为他的援军在拉文纳被击溃之后,瑞士人奋起把征服者驱逐出去——这是同他和其他人的预料完全相反的。这样一来,由于他的敌人已经逃走了,他才不致成为他的敌人的俘虏。同时教皇已经由于援军以外的其他军队获胜了,也没有成为自己的援军的俘虏。佛罗伦萨人自己完全没有武装起来,却派遣一万名法国兵去进攻皮萨[2],他们这种作法比起他们以前任何危难时期都更加危险。君士坦丁堡的皇帝[3]为了反对他的邻国,派遣上万名土耳其军队到希腊,战事结束的时候,他们不肯离境,这就是希腊受异教徒奴役的开端。现在把这件事扼要地说一下。我认为,在阴谋者这方面,除了怀着恐惧、妒忌、担心受到令人丧胆的刑罚之外,再没有别的东西了;但是在君主这方面,有的是一国之君的威严、法律,他的盟友和国家对他的保护,除此之外,还有人民的好感。因此,任何人都不可能那样轻举妄动地搞阴谋。同时,一般阴谋者,在为非作恶之前都不得不有所畏惧;在这种情况之下,由于阴谋者是人民的敌人,他在为非作恶之后,也一定是害怕的,并且因此决不能够指望获得任何藏身之所。可以玩滚球的网站后来亚历山大六世做了教皇,在历代教皇当中,他最充分地说明一个教皇使用金钱与武力两者能够得势:他利用瓦伦蒂诺公爵作为工具,并且利用法国入侵意大利的机会,实现了各项事情,这些事情我在上面论述公爵行动的时候已经谈论过了。虽然他的意图本来不是为着壮大教廷的势力,而是为着壮大公爵的势力,但是他这样作,其结果是壮大了教廷的势力,因为在他去世和公爵灭亡之后,教廷就成为他的劳动成果的继承者。

教皇朱里奥二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那么迅猛;他觉察时代和事态同他的作法是那么协调,所以他总是获得成功。请看看在焦万尼·本蒂沃利奥还活着的时候,教皇对波伦尼亚进行的第一次出征。当时威尼斯人是不赞成这件事的,西班牙国王也不赞同,朱里奥就同法国商议这项计划。然而,由于他的刚强和迅猛的禀性,他亲自发动远征。这一行动弄得西班牙和威尼斯人举棋不定,呆若木鸡,后者是由于恐惧,而前者则是由于想要重新取得整个那波利王国的愿望。而另一方面,教皇把法国国王拉过来跟着自己。法国国王眼看朱里奥已经行动起来,并且盼望教皇成为自己的朋友,以便使威尼斯人俯首贴耳,也就自己认定:除非公开得罪教皇,否则不可能不给他提供军队。于是朱里奥以迅猛的行动完成了一项事业,这是任何其他一个教皇以人间最高的深谋远虑都不能成功地做出的。假使他象其他任何一个教皇那样行事,要等待各项条件都确定下来,一切事情都安排好,才能够离开罗马,他就绝不会成功了,因为法国国王会有一千条推托之词,而其他的人[1]对他会产生无限忧虑。关于他的其他行事就从略了,它们全部是属于这一类的,而且全都是很成功的。他的生命短促使他没有相反的经历;因为如果时光流转到了他必须谨慎行事的时候,他就会毁灭了;因为他永不会抛弃他的天性使他偏爱的那些方法。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当命运正在变化之中而人们仍然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法时,如果人们同命运密切地调协,他们就成功了;而如果不协调,他们就不成功。我确实认为是这样: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2],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为了提高他的儿子瓦伦蒂诺公爵的权力地位,遭遇到当时的和后来的重重困难。第一,他想不出什么法子能够使他的儿子成为不是教皇辖地的任何一个国家的君主;他知道,如果他要夺取本来属于教皇辖地的地域,米兰公爵和威尼斯人是不会同意的,因为法恩扎[2]和里米诺[3]都已经在威尼斯人的保护之下。除此之外,他知道意大利的军队,特别是本来可能帮助他的军队,全部掌握在那些可能害怕教皇势力扩大的人们手里,这些人是奥尔西尼家族[4]和科隆内家族[5]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因此他不能够依靠他们。所以,为了成为这些国家的一部分地区的主宰,他有必要打乱这种秩序,并且使他们的国家混乱不堪。对他来说,这是容易不过的,因为他察觉到威尼斯人由于其他理由所驱使,愿意再度把法国人招回意大利。他不但不反对这样作,而且还帮助法国国王路易解除了以前的婚姻关系,使事情更好办。于是法国国王在威尼斯人的帮助和亚历山大教皇的同意之下,长驱直入意大利。路易刚刚到达米兰,教皇为了夺取罗马尼阿便向他借兵,而罗马尼阿慑于法国国王的威名,便向教皇屈服了。凡是知道安托尼奥·达·韦纳弗罗[1]是锡耶纳君主潘多尔福·佩特鲁奇的大臣的人,无不认定潘多尔福是一位最卓越的人,因为他把此人作为自己的大臣。因为人的头脑有三类:一类是靠自己就能够理解,另一类是它能够辨别别人所说明的事情,第三类是既不能自己理解,也不能理解别人的说明。第一类是最优秀的,第二类也是优秀的,第三类则是无用的。因此,这样说必然是合适的:如果潘多尔福不属于第一类,他就属于第二类,因为任何人尽管自己缺乏创见,但是如果对于他人的言行是好是坏具有鉴别力,他就能够识别他的大臣的作为的善恶;他激励后者,矫正前者;大臣就不敢指望蒙骗他,而保持良善。

“Resdura,etregninovitasmetaliacoguntmoliri,etlatefinescustodetueri。”西西里人阿加托克雷[2]不仅是从平民的地位,而且是从下等而卑贱的地位崛起,成为锡拉库萨国王的。这个人是一个陶工的儿子,在他一生的各个时期都过着邪恶的生活。可是他的邪恶行径同时在身心两方面具有巨大的力量,因此,他投身军界之后,经过各个级别,擢升为锡拉库萨地方执政官。当他取得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就决心要当上国王,并且打算依靠暴力而不依靠他人的帮助,保有大家同意给他的一切[3]。为此,他使迦太基人阿米尔卡雷[4]对他这个计划有所理解,——当时阿米尔卡雷率领他的军队正在西西里作战。他在一个早上召集了锡拉库萨的人民和元老院,似乎要同他们商讨关于共和国国事似的,可是在发出一个约定的信号的时候,就让他的士兵把元老院全体元老和最富豪的人们统统杀掉。这些人死了,他没有遇到市民的任何反抗,就夺得了并且继续保有这个城市的统治权。而且,虽然他被迦太基人打败了两次,该城市最后被围攻,可是他不但能够保卫他的城市,而且除了留下一部分人马从事抵御围城之外,以其余兵力进攻非洲。这样一来,他在短期内就解除了锡拉库萨之围,并且使迦太基人陷入极端窘境,被迫同阿加托克雷讲和,迦太基人占有非洲就满足了,而把西西里让给阿加托克雷。让我说,那些被胜利者合并到自己的古老国家的国家,或者与征服的国家属于同一地区,使用同一语言,或者并非如此,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是同一地区的话,特别是如果那些国家的人们不是起义帮助下,洛多维科归国迅速光复米兰。但其后又被法军挫败,死于监狱。[2]1511年教皇朱利奥二世和西班牙、威尼斯结成神圣联盟以驱逐在意大利的法军。1512年4月11日在拉文纳(Ravenna)的决定性胜利的战役中,尽管法军是胜利者,但由于主帅加斯通·德·富瓦(GastondeFois)之死和瑞士人为支持神圣同盟而突袭米兰,使胜利者受到挫折。瑞士人在教皇朱利奥二世的怂恿下征服了米兰,立洛多维科的儿子马西米利亚诺(MassimilianoSforza)为其傀儡公爵。在朱利奥二世于1513年2月去世后,法国人再度被驱逐出意大利,斯福尔扎家族的一个成员回到了米兰。

[21]此处所称苏丹统治的王国指埃及王国。它完全在著名的骑兵队(mammalu-cehi)控制之下。[30]1500年马基雅维里第一次出使法国宫廷,有机会同罗阿诺枢机主教(cardinalediRoano)晤谈。可以玩滚球的网站如果被征服的国家,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向来习惯于在它们自己的法律之下自由地生活的话,那么想要保有这种国家有三种办法:其一是,把它们毁灭掉;其二是,亲自前往驻在那里;其三是,允许它们在它们自己的法律之下生活,同时要它们进贡并且在那个国家里面建立一个对你友好的寡头政府[1]。因为这样的一个政府是由君主建立的,它知道如果不倚靠他的友谊和力量,它就不能够继续存在,于是竭其全力拥护君主。而且如果君主想要保有一个向来习惯于自由生活的城市,那么借助于这个城市的市民比依靠任何其他方法容易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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